对于艺术家及艺术如何才能获得独立和尊严，Mark Gisbourne的看法似乎是：独立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则取决于实力
“批评家总是一个孤独者”
从1994年起，Mark Gisbourne教授一直担任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ALCA）主席和英国艺术评论家协会主席。
“和谐的魅力”创意摄影大奖赛强调“创意第一，摄影第二”，参赛对象年龄不限、身份不限，最终吸引了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26098幅参赛作品。大赛共设4项奖：“青年艺术家大奖”、“青年艺术家学术奖”、“青年艺术家新人奖”和“创意摄影佳作奖”。评奖过程中，由7位国际艺术界的权威人士组成的“终评委”在由7名中国“初评委”评出的120幅获奖作品的基础上，评出了最后10名大奖得主。
早在10年前，因为方力钧等一批中国艺术家的出现，Mark Gisbourne曾经几度造访中国，所以他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批评和文化环境相当了解。这次到上海，Mark Gisbourne的任务是担任“和谐的魅力”创意摄影大赛的评审。
在上海几天的时间里，Mark Gisbourne穿的衣服颜色都很鲜艳，红色、黄色、白色和蓝色。他甚至想找一辆自行车，和上海的艺术家一起，去探访上海的艺术场所。可惜，这个计划因为上海高达39摄氏度的天气而取消。
头发花白的60岁的Mark Gisbourne不认为批评是年轻人的事业：“我总是以为自己是18岁，充满活力，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艺术家想要独立，必须依靠组织
记者：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这些年轻的中国摄影师的表现是否让你感到满意？
Mark Gisbourne：他们70％的东西都是来源于欧洲的文化和设计理念。不过，最后进入决赛的那10幅作品是出自非常有才华的摄影师之手。即使是在欧洲，他们也是很好的摄影师。他们试图把作品做成独特的中国式作品，同时也融入一些西方的元素。
记者：评委会高票拒绝了那些有意迎合赞助商巴斯夫公司的作品。你投的是反对票还是赞成票？
Mark Gisbourne：反对票。有的参赛者故意使用巴斯夫公司的特定的颜色或标语等来讨好主办方，但它们与“和谐”的主题无关。如果巴斯夫公司喜欢那样的作品，他们完全可以把它们买下来用做巴斯夫在中国的商业广告。
记者：在中国，艺术比赛的结果经常会被主办方、赞助商或评委会所控制。你们在欧洲如何保证比赛的公正、独立呢？
Mark Gisbourne：在欧洲恰恰相反，评委是独立的。
中国的这次比赛结果是公正的。评审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作品和编号，看不到作者的姓名。惟一的问题在于，最好的10幅作品中，只有1幅出自女性摄影师之手。但在比赛获奖者的名单公布之前，我们对此完全不知情。
我们也不想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希望男女比例是5∶5，或者4∶6。可评审是匿名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比赛的结果。
记者：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里，有没有可能做一个独立的艺术批评家？他怎么解决生存问题保持独立呢？
Mark Gisbourne：如今商业与艺术的关系，其实是博物馆（艺术馆）与艺术批评的关系。在西方，一个大型展览往往要花费几百万美元，因此博物馆只能依赖于赞助。但每一个馆长都有义务让赞助方搞清楚，你们的标语和LOGO可以使用，但你们无权过问展览的内容。这确实是个困难的问题，英国的情况比德国更糟，因为德国有很多国家资助的机构，而英国没有。
从我自己来说，我过去是教授，现在我靠写作为生，应该算是作家。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为博物馆和展览制作了35本目录，每本目录我能够拿到2000欧元，每个月我还为4个国际艺术批评杂志写东西。这些收入足以满足我的开销了。我是个艺术家，我以发表我的观点来谋生，人们愿意为我的观点付钱，我可以自由地发表观点。
然而你要知道，批评家到处都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说，批评家总是一个孤独者，孤独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是，艺术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专业的协会，这样便于众人合作，争取协会的独立权利。到那时，就是政府依赖你，而不是你依赖政府了。我这次回欧洲，将要参加德国总理施罗德的一个私人PARTY。并不是我要去，而是总理希望和艺术界的人士见面，以劝说我们支持他的大选。而我们的立场是中立的、独立的，我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欧洲，批评家从来不会受制于政府，从不。
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
记者：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大多数最成功的展览和当代艺术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西方世界。中国艺术家在走向国际，他们必须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价值取向、判断标准；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艺术批评家认为，这些艺术家在西方的走红是依赖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Mark Gisbourne：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艺术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成为规则的一部分并慢慢地改写规则。诚然，西方艺术传统是由西方世界来主导的，但是中国是有着十数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你们能积极地参与进来成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你们必然能改写它的规则和价值判断标准。
所以，参与进来，加入我们。我的观念是，当你参与到整个体系中来，一切将会变得“正常”。当中国的当代艺术成为国际当代艺术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中国化”的特征就会消失。因此，这一现象和中国参与到国际艺术领域的程度、阶段密切相关。
记者：你喜欢蔡国强、徐冰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吗？
Mark Gisbourne：我比较熟悉中国当代艺术。10年前我就来过中国，接触过一些活跃在国际艺术领域中的中国艺术家。尤其是在伦敦，因为伦敦中国人很多，比柏林多得多了。我不介意我的朋友是法国人、是德国人或者是中国人，我并没有强烈的国籍差异感，我喜欢那些我喜欢的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
至于蔡国强、徐冰这些艺术家，总体来说，我喜欢。但要明确一点，西方博物馆购买一件作品，不会因为它是“中国式”的，而只是因为它是“好的”。也许中国的艺术家会故意使用许多东方的元素来讨好西方世界，也许并不是。问题仅仅在于，这种中国式的作品是否有艺术价值，它是否丰富了我的生活和经历，是否丰富了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加深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如果是的，那么它在西方世界就有教育价值。所以，我想要说的是，一切都必须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一个主动的互相交流的经历。我始终相信，艺术批评不是一种完美的科学，它甚至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人之本性、人之实质。
记者：这些中国艺术家现在的状态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Mark Gisbourne：这没什么不正常。这是许多艺术文化发展演变的阶段性问题。你如果回顾一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像葡萄牙、希腊这样的国家，它们并不处于艺术活跃的中心，因此当代艺术也就起步得较晚，他们也有这样的现象。
记者：一些成功的中国艺术家很推崇马尔丹的一个说法：“艺术本来就是建立在抄袭、借用和相互交融的基础之上的。”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Mark Gisbourne：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可能在艺术创作的早期，会有一些借鉴。但是，你们会看到，在西方，不断创新仍然是占主流的位置。在对创新的一致认同感之上，我们才会有诸如“原创”之类的想法。
因此，我的观点是，艺术理应不断进步，走向创新。当然，所有的艺术都不可避免地要借鉴，正如一位摄影师拍了一个建筑物，另一个也去拍同一个建筑物。但是，我仍然不同意你引用的那种观点。中国不应该总是模仿西方的东西。我们确实在很多方面超过你们，比如艺术上的实践等，但那只是因为我们有着超过两百年的与你们不相同的体制。这次大赛，我们的另一位评委也试图不拿中国的作品与西方做比较，因为中国是与西方不同的，你们有着不同的历史。当然，我们做展览时必须对作品的好坏作出判断，但是我并不想说，西方的文化就比中国的文化更好或更坏，它们只是不同而已。而这种差别性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从前，我们都能够从一个哲学的视角来理解世界，正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所言：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因为我能够质疑我的存在，所以我是存在的。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哲学理解，如今我们已经不再认同它了。
现在我们相信，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我与你不相关。也就是说，所有的个体的存在只是因为与他者不同。世界万物皆是不同的个体。这种不同对于我们理解个体存在的实质是非常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