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画坛怪象迭出，令人眼花缭乱，外加疑问重重，今择八种而论，纯属看、听、想之杂记。
以尺论价
“中国画卖的是纸还是艺术？”说这话的是一位从美国来的画家，他在逛完北京琉璃厂的画店后直言不讳地问我，中国画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留白。他不知道，中国画的遗传基因里，以尺论价只是其中一怪。
画家的画价过去称作“润格”，现在明说“画价”，简单而言，画家名声加上尺幅等于买家要掏的钱了。有目共睹，目前中国画家作品价格的程式化与艺术弱化的反差越来越大，集中表现在一部分已经形成作品价格体系的名家身上，其绝大多数作品除创作年代的价格差异外，不论创作题材，不论笔墨多少，一概以尺幅大小定价，完全不管画中人物多少、笔墨多少、情趣多少，艺术变成最直接的价值计算方式。发生在大连艺术博览会上的一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一个看上了旅美画家郝众声《多瑙河落日》的老板，竟让秘书找来卷尺当场丈量画幅，一尺一尺地计算画价。如此被计算过身价的画家朋友说，照此演绎的结果，画家们必将沦为纯粹的劳动力。
我给那位美国画家的解释是，中国画有“计白当黑”的说法，留白也是画。没有说出口的是，恰到好处的艺术留白和空洞无物的大幅空白绝对不是一回事。
自卖自夸
比起外国画家，中国画家通常喜欢自己叫价，讲究的是最低多少钱一平方尺。艺术品市场火了，画家叫价的嗓门也与日俱增。拿我认识的一位山水名家来说，开口少不了一句话：“现在有人把钱拍在我这儿，十天半个月能拿走画就不错了。”
时下最流行又最不合理的当属画家自我定价。一类是尚未出名的画家，定价时小心翼翼，生怕定高了没有人要；一类是名气还不够大的画家，开起价来胆子比谁都大；至于出了名还活着的名家，几万元一平方尺还不是以画论价，而是还没有创作出来的白纸，画成什么就是什么了。艺术卖到这分上，让我想到了奶牛，比起下一幅能不能画的好的画家，奶牛才敢保证下一次挤出的还是奶。
就高不就低，成了当今画家攀比身价的基本点。琉璃厂某画廊一位正在作画的外地画家，完全不问我对他作品的评价，话语里夹杂着满嘴酒气：“凭什么我敢要这个价，我的画值这么多啊！”过后不久再一想，只记得他画了一地克隆品种的大公鸡。
画集作秀
中国画造假古已有之，得天独厚。一是老师教学生的方法即是鼓励学生照着自己的作品临摹，学到能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最好，这样的学生多了自然也就形成了老师期望的艺术流派；二是中国画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究竟谁抄谁的扯不清楚；三是假画真作，再假也是中国画，买的人不求真伪只为装饰……凡此种种，有多少中国假画在流通，谁要能说清楚才是胡说八道。
假有假的不同，低档者可以在琉璃厂当街摆摊，给钱就卖；中档者装裱后找家半大不小的画店一挂，能蒙就蒙；高档者免不了事先包装一番，其中的讲究就大了，通常先编个故事，再找人散出口信，然后坐学姜子牙，一百条鱼里总有个把上钩的。早在国内艺术品市场还没热成今天的地步，假画便先行一步，其一是画家后人为了售假，借出版先辈画集之机，将少量仿作神不知鬼不觉地投入其中，让买家信个死心塌地。其二是谋利者全盘造假，一本画集里的名家个个都是假冒，但出版社是真的，书号是真的，信不信由你。到头来，越看像真的越不敢相信，弄得朋友送我画，首先声明画不是他仿的。
防伪手印
仅仅为了防假而不是打假，已然让中国画家的脑袋大了几圈：齐白石生前不得不在打印泥上藏了一招，绝不告人；宋雨桂的画本来极为难仿，最终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学着很多画家的样子在自己的作品上按下手印。
如果只为防止假冒，那手印盖完了还盖什么？再说了，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全民指纹库。天津美术学院老教授萧朗先生曾经对我说：“我不怕仿，我就是教学生画画的，我希望他们画得比我好。”画家要是怕仿，一定是他的作品容易仿冒。一位山东画家的马原本不错，画廊里挂的却是十年一贯制的“老三篇”，过去怎么画现在还怎么画，问起来，他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这些都是商品画。”过去讲究学画废纸三千，如今一些画家废画三千都不止，所以才出现了画家画得轻车熟路，假冒者仿得驾轻就熟，甚至达到默契无言的程度。
假画真拍
如果当着拍卖行说他们有意卖假，绝对没有一家认可。以前有个别拍卖行声称全场保真，结果尚未开拍便遭遇画家当场打假的尴尬局面。
一个不争的事实：假画已成为支撑部分艺术品拍卖公司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前不久，一位拍卖公司艺术品部负责人告诉我，用某专家的话说，看上去有一成真就可以上拍了。我无法据此断言，某些专家一定就是假画真拍的帮凶，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实则铁定无疑。2007年收藏界十大事件评选结果中，赝品风波导致的专家与拍卖失信再度升级位居其中。一些极重商业信誉的知名拍卖行，开始将社会上个别“鉴定专家”出具的鉴定证书视为无效。
亲属鉴定
不知何时开始，一些过世画家尤其大名头画家的亲属突然变成了最具权威的艺术鉴定家，常见的有拍卖图录上印着经某某先生的夫人或子女鉴定为真迹的字样，从说来可笑到令人可信，透着中国画和艺术品市场的一种悲哀。
中国画的鉴定，大多靠经验，俗称“掌眼”，除了看纸看印泥，主要还是看画，因此连国家级的权威鉴定专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眼下最具权威的鉴定，一般还靠在世画家本人过目。我曾请教过一位老画家夫人的辨别大法，她理直气壮地说，我丈夫的画我还不知道。看过的凭记忆，没有看过的呢？以我之见画看三点：墨气、人气、才气，这是作伪者最难仿的，也是画家亲属仅凭记忆和感觉所无法理解的。
多年来，权威鉴定人才的培养大大滞后于中国画发展，除原有为数不多的国家级鉴定家和隐身民间的鉴赏高人外，一般还是维持在传统的大画家评论小画家、在世画家鉴定已故画家上。其实，画外鉴定有时比看画本身更有效，因为画家笔墨特点鲜明之处，亦成作伪者最下功夫最用心之处。再者，假画都有真故事，听完故事再看画买画，结果早就藏在那等着你了！
水印乱真
中国画造假另有一绝，那就是打假绝对打不到它头上的水印木刻。与木刻艺术家创作不同，水印木刻的目标完全为了模仿原作，最好能以假乱真。出于赞美这一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十分特殊的仿真艺术，旧报中不乏类似这样的“美谈”：某某大师见到自己作品的水印木刻，竟然难辨真假。
多年后，同事中一位持有律师证书的朋友拿来一幅齐白石的画请我帮忙看看。打开不到一尺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画是齐白石的不假，但非原作。她不信，直到在画签上找见“水印木刻”几个小字，才苦苦一笑。还有一次，一家博物馆举办名家画展，我突然听到场上有人大声怒斥：“你们怎么把水印木刻都挂出来了，懂不懂啊？”
作为中国画的“私生子”，水印木刻不但和真的一模一样，说起来也算“名人名作”。因为没有伤及作者的署名权，至今尚无哪个画家对此提起过法律诉讼，反而显得津津乐道，有些健在的大画家甚至积极配合到不惜亲笔在水印木刻的画面上落下名款。我不知道，如此这般在仿品上签署真名的结果，除了画廊和画家从中受益外，对中国画的发展还能有什么好处？本来就够添乱的水印木刻，如果再经别有用心者略加笔墨修饰，掩盖起水印木刻惟一先天不足的笔墨平面感，便可大模大样地横行于市了。
包装买断
传统的宣传和经营模式，使得中国画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什么都可以相信，惟独信不过经纪人。最初出现在画家面前的经纪人有两种，一是以保证帮助画家卖画的个人为主。一是以许诺能让画家出国办展的画商为主。往往是画拿走不少，结果零上加零。我的一位沪上老画家朋友，居然一次被台湾画商弄没了近百幅作品，“好心”终成心痛。
不管怎么说，经纪人模式的出现让中国画家尝到甜头。过去圈内叫“包”，一般以年为计算时段，一年多少万元，条件是画家在此期间内不得私自卖画，所创作出的作品全部归出资方或由出资方按约定从中选取一定数量。有画商看好某一画家，出资巨款一次买下其十几年或几十年的全部作品。
前不久，北京一位古董商讲述了他诸多得意手笔中的一件。事情经过并不复杂，多年前他发现了一个目前作品很值钱的画家，又经过半年观察，他甩出一百万元买下画家手上的全部作品。我一笑：“你这一百万害死了一个好画家。”“为什么？”“买的少还可以刺激画家的再生能力和创作欲望，一旦买光了他的全部精神和过去，很少有人能够从头再来。”他一笑：“我不怕他还能画，他不能画我更不怕。”欧洲新出版的一本画集中，这位画家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在他的手里。
2007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异常火爆的一年，扭曲变形的各种人物形象演绎着新的艺术价值观和金钱价值观。透视其中，我寻找着画家经纪人光怪陆离的影子，他们鲜有自己的固定形象，却又异常活跃；他们不愿以真实的面目示人，却又无处不在。一个经纪人告诉我，爱不爱，恨不恨，那都是画家的事。他说：“我要做的就是一个想法，过去我是他的影子，以后他是我的影子！”
针对上述种种，我曾和画家、画廊、经纪人进行过探讨，问题看似不少，解决起来并非无法可行。从本身来讲，离不开“诚信、自律”四个字。从制约上说，关键是要有法可依。如建立文化部门监督体制，各地美协既要培养画家，又要规范会员行为；建立艺术品消费者协会，制定对蓄意制假、售假行为的惩罚性条例；建立国家艺术品鉴定中心，避免艺术品市场混乱。再有，国家有关部门要多从艺术、市场和制度三个方面加以改进，鼓励画家多画精品，画廊多卖精品，经纪人多推精品，从而使中国画成为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一道绚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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