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庆祝成立两周年，以“无名画会回顾展”为序幕，以一场重量级爵士乐表演收尾。两年，时间并不长。但是大量展览和艺术活动填充了时间，这两年便显得尤为厚重。远的不说，仅就今年初的“卡塞尔文献展50年”这样重要的学术展览，和“无名画会回顾展”这样通过回望、溯源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都体现了证大现代艺术馆有参与书写艺术史的学术企图。前不久欧洲激浪艺术代表人物之一的柯克比在证大举办个展并捐赠自己的作品，这也毫无疑问地为证大的形象加了分。
馆长的理想主义和资本的现实经营
担任证大现代艺术馆馆长之前，沈其斌曾任多伦美术馆馆长。他曾在短时间内将多伦美术馆打造成了上海最好的当代艺术空间，而证大和多伦不同。多伦美术馆的官方背景当然会对展览的实验性产生制约，但是在无形的权力掣肘许可范围内，沈其斌可以大刀阔斧地架构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美术馆。而在证大的这两年，他转而赞同对美术馆逐步完善，“不能一蹴而就”。他的说法让人怀疑他在证大现代艺术馆是否受到了更大的制约。因为仅就证大现代艺术馆的组织架构来看，颇为复杂。证大现代艺术馆由证大集团董事会领导，董事会下设理事会。馆长要向理事会和董事会汇报，理事会、董事会也会对馆长的工作有相应的预期。这个预期当然不是说一年赚多少钱，而是说一年要做几个展览，需要实现怎样的社会效应———比如展览的人气和媒体的公共曝光率。
于是记者请沈其斌比较在多伦和在证大的感受。“这里更自由，更能充分施展。”他很肯定地回答。沈其斌意识到，实际上在人文气氛、社会条件、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建设等多种因素有待成熟的当下，美术馆的急行军式建设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那么，和证大集团的两年合作是否产生过尴尬呢？“那当然会有，中国的民营资本积累依然还在剧烈地进行。资本还处在不断运作、放大的进程中。”沈其斌这样回答。的确，作为一个艺术家出身的美术馆馆长，和资本相处的技巧十分重要。美术馆馆长的理想主义和资本的现实经营之间，永远存在着分歧。所幸，在建设一个民营美术馆的长远目标上，大家是一致的。
在证大现代艺术馆两周年庆典期间，还有一次大型活动———规模气势均十分浩大的“喜玛拉雅论见第一回”。严格地说，“喜玛拉雅论见”和以后的喜玛拉雅艺术空间，跟今天的证大现代艺术馆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都是证大集团介入艺术领域的举措。庞大的“喜玛拉雅计划”，致力于在矶崎新设计的豪华酒店中打造一个大型艺术馆，使之成为“未来的上海文化地标”。这是证大集团基于对中国艺术的信心和自身企业发展的需求，向艺术领域的又一次深度渗透。
文化的柔软内容和房产的硬件销售
民营资本进入艺术领域，这两年在中国十分普遍。资本想要在艺术中得到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却很终极。记者就这个问题曾经采访过很多介入艺术领域的企业家，很少有人坦诚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通常用“回报社会”、“建构价值”一类的套话敷衍过去。和他们相比，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的回答算是相当直接。他说自己进入艺术领域的目的并非那么清晰、理性的，只是一种感觉。同时，他说自己也看到了文化对商业的巨大包装和推动能力。他希望自己的商业经营尽量具备社会公益、文化事业的特征，但文化也要尽量纳入商业经营之中。由此，作为一个房地产企业，证大将具备自己独特的竞争力。不再只是拿地皮造房子，在提供硬件销售的同时，他们还将提供文化的柔软内容。所以，他说自己对证大现代艺术馆肯定会有一些要求，不会很具体地干涉沈其斌行使馆长职权，但是会提出中长期的预期，至少不能让证大艺术馆变成“他们二三十个人自娱自乐的东西”。
眼下，不仅是本土的民营资本正在广泛介入艺术领域，海外的艺术基金也开始在中国疯狂建仓。收购作品是最常见的形态，建立美术馆和艺术空间也并不少见。比如尤伦斯艺术基金在北京建立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11月初就将开张。本土的民营美术馆是否感受到了压力呢？
沈其斌一贯的主张就是要在自己的阵地上推动当代艺术介入真正的中国本土问题。他说，证大艺术馆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本土当代艺术的建设。这个使命，海外的艺术基金做不了。而戴志康则说，资本雄厚不是一切。外来资本再怎么指手画脚，文化的主导权永远都在我们自己手上。在这一点的看法上，美术馆馆长和企业家再度一致。
作为一个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获胜的企业家，戴志康很自信。记得两年前，在证大集团房产项目“九间堂”召开的证大现代艺术馆成立新闻发布会上，戴志康说自己并不了解艺术。时隔两年，他这样告诉记者，“不能说完全了解，但是可以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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