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油画在六、七十年代确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以蔡亮为代表的陕西画家所创作的“八一五之夜”、“我要当红军”、“延河水”等一大批作品，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名噪一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自七十年代中期后，陕西油画却出乎寻常地落在中国油画艺术发展的末端。近三十年间，陕西油画既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出自己确有份量、确有影响的画家及其作品，更没有形成自己作为群体的强有力的独特风貌。在历次全国大展中陕西油画总是被置其后，观者难得趋步近前重视，问及观感时对陕西油画几无印象；专家学者就全国油画艺术发展的态势而不得不论及陕西时，也往往几笔带过，全无重书之可能。一个偌大的画家群体竟如此被忽略、被冷落，其处境确有几分尴尬。本文拟就陕西油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首先，观念的滞后和固守、是陕西油画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它导致陕西油画界视野不够开阔，缺少一种多元探索的可能及创造活性特征，群体创作图象显现出一种过分的整一和单调，步履拖沓，节奏迟缓。
七十年代中期后，当中国油画在“伤痕文化”的思潮中推出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时，陕西油画整体上却还在为政治、为革命服务的创作惯性中滑行；当中国油画创作进入全面的“寻根热”时，陕西油画却仍在回味着“伤痕”作品的特定涵义；当“85”现代艺术思潮在全国掀起大波涛时，陕西油画却还在“寻根”文化的范围内苦苦寻觅；当陕西画家们在犹疑中也试图对现代艺术做一些边走边看的实验时，中国油画却在最初的幼稚中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思考，快速走向其自身的成熟。凡此种种，都无不显示出陕西油画总是比外界慢了一大步，总是显得动作慵懒和节奏迟缓，无法与快节奏发展的中国油画艺术相协调。各种原由主要在于观念的滞后和固守。
也许是陕西这块土地有着悠久而又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也许是这块土地上独具特色的民俗民情太富魅力，陕西画家群身浸其中，乐此不疲，其关注点，兴奋点过分同一地落在了对地老天荒的大西北地某种浅层的、本能的依恋中，自满自足地献身对基本同一主题的重复循环的劳作中，真可谓沉沉迷迷，处变不惊。诚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域风貌，会给艺术创作带来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审美内涵，那些有关大西北土地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雄浑、质朴、平实、淳厚的美学品格，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过分地固守，则会在观念上封闭、滞后。一统和固执，使画家群体视野不够开阔，缺乏一种广为吐纳的博大胸襟，缺乏一种多元探索的多向性思维，缺乏一种对新事物的高度敏感，群体创作图象呈现出一种过分的整一和单调。其间，虽也不乏一些画家试图脱出这种太过沉闷的氛围，也试图在多方位思考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视点，也希望能跻身全国美术发展的大潮中，成为其中的重要角色，而确实也创作出一些很有个性特征并很锐力的作品。但是，并没有被纳入陕西油画界创作的主流。就其整体而言，在这二、三十年间，陕西油画创作的思路与动作跨度很小。然而，同样是在这二、三十年，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真可谓日新月异，气象万千。“原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行为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层层迭迭，潮起潮涌。其间不乏有操动过火，大规模摹拟、鱼龙混杂之嫌。如果我们不刻意求全，这些艺术运动的优秀部分，对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种激活与催动的作用。九十年代前后，久经战阵的中国油画逐渐步入成熟，一批批卓有见地的画家群及其作品显现了，并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认可。其中，有历次艺术运动的潮头人物，也有更具锐力、更为年轻的后起之秀。与他国油画艺术所呈现出的这种自由、繁荣、多元的局面相比之下，陕西油画所显现出的这种一统与固执，确乎让人有种难以言表的苦涩。也许这种固执与一统，是一个群体自信的表证；也许就某个角度而言，它恰好标明了这个群体创作态度的严肃和纯粹；或许它还可固化为一种特色。优劣权且不论。但陕西油画总是被中国油画艺术不断变革的潮流或推出其外，或抛掷其后，这确实是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
第二，观念的滞后和固守，也使陕西油画界不能够和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发生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正常关系。这个群体基本上还保持着“君子忧道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文化品格，而与经济保持着一种疏离状态。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加快，在北京、在沿海乃至某些内陆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其整体经济的发展已逐步走向协调发展的健康关系。经济界人士介入艺术创作的活动，艺术界人士也不断参与经济界的活动，甚至把某些艺术界活动的本身也纳入经济活动的范畴。这种交叉而又相互作用的有效融合，既赋予经济活动某种较高的品位，又激活了艺术创作活动的欲望，并使艺术创造活动拥有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其后盾。个人赞助、公司赞助、外资赞助、合资赞助，各种名号推出的个展、联展、地方展、国内展、国外展纷至沓来，层出层新，呈现出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频繁而又活跃的局面。期间，虽也有让人颇感忧虑的艺术商品化的下滑，但其整体、其中坚，依然保持了艺术创作的严肃性。他们不断向社会推出作品，从而得到验证，得到调整，得到锻炼，加快了艺术创作走向健康走向成熟的过程。
这些年来陕西油画界和经济界之间一些偶尔的边缘动作不能说明其整体就有多少反应。“君子固穷”的文人风范使陕西油画界人士很难扯下多年来旧有的面孔，从而介入到经济发展的活动中去，当然，也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界人士的认同和支持。陕西油画群体也希望组织自己的活动，也希望向上界不断推出自己阶段性的文化成果，在不断的出击中获得反击力，以验证和调整作为群体创作的品性与视向。但穷便无奈。因为穷，这个群体在二十年间只在陕西以外组织了一次单独的油画展。二十年可真不是一个短周期，这个群体曾为小伙子的画家也该是中年人了。也许，这种疆守得以保证这个群体艺术创作的纯粹性，也表明了某种治学态度的严肃和沉着。但是，所受到的诸多限制却又是不容疏忽的事实。这个问题在六、七十年代似乎并不显得突出，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计划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上下。但在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与文化活动的多融互惠关系，便日益显得突出和重要。世界文化发展的历程也清楚地表明，正是这种经济与文化艺术的共时与共振属性，使世界整体的进步更趋健康和完善。陕西经济本来就偏于落后，而画家群体又缺乏与经济活动有效融合的主动意识，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多年来，陕西油画界很少和理论界发生有机的联系，从而未能在相互激发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支持和进一步的提高，这对陕西油画创作应当说是一个不该有的损失。近年来，中国美术理论界和中国油画界的相互关系，从单个的、自发的、有计划的对应机制。在九四年，一大批理论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过程及其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经过长期蕴酿和策划，推出了颇有影响、颇具品位的“提名展”，理论家不仅是以单个人出现，而是以“集团式”群体出现，在办展、出画册、举行研讨会的同时，著述立说，在大范围内推举画家及其作品，研讨带倾向性的问题与现象。不论其权威性如何，但就这种理论家和画家之间不断寻求对话契机以及对话质量的本身，勿庸置疑，是一件值得注意并应该引起重视的好事。至于在全国其他专业性刊物上，理论家以“提名人”、“推介人”身份出现，辟专栏或专版举荐画家及其作品已属常事。这种相互活动，既增强了双方演示和宣传的强劲有力的效应，又推进了各自研究和创作的深度广度。而在陕西，理论界和创作界基本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理论界缺少对创作界的应有关注和敏感，创作群体自身又缺少主动寻求理论界理解和支持的欲望，偶有场合对话，也是客套、敷衍之言多，中肯批评之言少。总之，理论界与创作界的脱节现象，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美术理论批评并没有建立起来，画家群体的创作带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颇有几分孤军奋战的意味。在这种缺乏相互对应相互促动的状况下，油画创作的不景气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第四，陕西油画界内部也比较涣散，处于一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个体经营局面。以艺术创作艺术现象为话题所形成的交流研讨风气已是多年鲜见。随着陕西油画声望在全国范围内的下滑，油画界内部艺术研讨的欲望和热情也已降到了最低点。大家走到一块，宁可长时间的调侃闲聊，也不愿涉及有关艺术这个话题。偶有动情者发发议论，便会被讥为“太过认真”。这种在欲望上、热情上的沉落，使陕西油画群体自身浸泡在一种沉闷与苦寂中，每个人的创造智慧在少有对撞交叉的过程中得不到生发和催进。这种随其处境走向而逐渐形成的群体热度下沉现象，也恰好是对一个群体自身素质中承受力，韧力的检验。在美术发展史上，法国印象派画家在其发展中，也曾遭受过更为严酷的冷遇和打击。但是画家们在高品位上所形成的交流热度却愈燃愈旺。各抒已见，各不退让，甚至拍案而起，互讦互损的火爆场景令后人每每称慕不已。正是这种过程本身，催使印象派画家在其理想同一的基础上，每个人的个性、情感、智慧、气质升华到极境。从而和法国文化界一道，造就了法国十九世纪文化的辉煌。陕西油画的不景气，所给陕西画家带来的这种压力，与印象派当时的处境相较，不仅内容有别，就在压力程度本身也毕竟小得多。而陕西画家群体缺少的正是法国印象派画家的那自身的坚韧执着的素质和那种相互交流对撞的激情，故而在精神上和创作上都缺乏一种振撼和一种凝聚力，这无疑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充分发挥，也使整个群体创作蒙上一层灰色。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探讨了陕西油画所存在的问题，其中观念的滞后和固守是最根本的。追根溯源，又在于以封建的农耕经济基础而产生的文化意识形态仍深深地制约着陕西文化人的行为及其文化观念。长期的封闭的自耕自足经济，使陕西文化人对这块土地以及由这块土地所产生的传统文化有着过多的依恋和执着，对传统的文化人格有着过多的认同，固而束缚了群体创作的文化视野，淡化了群体创作的个性特征，抑制了群体创作中的多向性思维，使这个群体往往以一种封闭的、自满自足的文化心态在自己所处的局部范围内平庸地或苦耕苦寻，或娓娓论道，不能够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张扬的艺术精神在与经济界、理论界以及群体内部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求得变革和发展，不能够置身于现代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获得与时代共时共振共命运的高度自觉，从而完成从传统文化人格到现代文化人格的根本转换。
由此可见，无论是一个群体或个人，都应该尽快地更新观念，都应该在和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体变革时代息息相通的参与过程中，锤炼出一个现代文化群体或个人应该有的健康体魄。以一种自觉、自信、自主、自由的现代文化人格态度，站在广阔的视野上，对我们所表现的审美主体做出新的、积极的、多层次的价值判断，从而获得创造精神的彻底解放。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陕西油画群体应该迅速从重浊、沉闷、低落的氛围中走出来，代之以宽松、明爽、高扬的精神状态以面向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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